刑事律师面对的是什么案例，杭州刑事律师成功案例

1，杭州刑事律师成功案例

西湖区浙江四乔律师事务所刑事部，取保候审成功率高，无罪辩护率高，具有为集团犯罪、共同犯罪做无罪、罪轻辩护的丰富经验。处理几十起重大疑难复杂刑事案件。熟悉公检法办案流程，人脉资源丰富。充分为当事人着想，接受委托尽量做到当日安排会见，建议当事人遇到刑事法律问题，及时咨询杭州四乔刑事部寇迪律师、应吉吉律师、徐晓安律师、姚青律师。团队合作，专业的分析指导！曾以借条打赢买卖合同官司；曾用录音证据证明债权债务时效的中断从而胜诉；曾为顾问单位拟定所有权保留条款从而使质保金无须再通过诉讼而顺利回收；曾努力查找被执行人的应收款线索从而使空判决得以执行，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合同诈骗、票据诈骗等经济犯罪的辩护中成功无罪辩护以及取保候审，取保候审成功率高，无罪辩护率高，具有为集团犯罪、共同犯罪做无罪、罪轻辩护的丰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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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刑事律师办理什么案件合适

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自受理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间要求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转达其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辩护人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后，应当及时告知办理案件的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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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刑事律师在刑事案件中起到什么作用求解

E受贿案1. 案情简介一审判决认定有多人、多次拿着财物到某政府办公大楼给被告人E行贿。对此，E坚决否认。2. 逻辑论证过程根据实际情况我们知道，进入该人民政府办公大楼，要进行登记并经过两道安检，每道安检都有安检仪和录像。怎么可能有多个行贿人、多次带着行贿款物顺利进入大楼，而且没有任何证据呢？按照公式我们推理如下：行贿人多次携带款物进入政府办公楼，或者行贿人胆大妄为到如此地步；行贿人多次携带款物进入政府办公楼，或者政府的管理松散到如此地步；非行贿人胆大妄为或非政府管理松散，所以，非行贿人多次携带款物进入政府办公楼。辩护词中写道：“若如一审判决书认定的，多人多次明目张胆的拿着款物到某人民政府办公大楼里行贿，岂不是以人民法院法律文书的形式确定了某人民政府是多么的疏于防范和管理，贪腐之风多么的猖獗，某政府办公大楼竟然成了贪腐场所。这样的判决书上传到法律文书网上，或者是被告人家属上传到网上，对某人民政府形象和声誉的恶劣影响，远远大于某某受贿犯罪本身。”公诉人不可能证明行贿人如此胆大妄为，也不可能证明政府的管理松散，二者如具其一，都给政府的形象带来恶劣的影响。公诉人面对这样的论证无可辩驳。结语以上几个案例，我们想试图用最简单的案例和最简单的公式来展现思考及推论的过程，简略之处本篇文章不能详尽，更多专业内容请参照逻辑学科书籍。我们想表达的是，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巧妙运用形式逻辑确实可以增强说服力，提高辩护词的采信度，是辩护律师有效辩护的基础。当然除了逻辑严密、功底扎实的文字表达能力，辩护律师拥有雄辩的口才和较强的应变能力，有准确陈述法律事实，甄别证据、适用法律的应用能力，是一位优秀的刑辩律师应当具有的专业素质，让我们一起好好修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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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律师在刑事案件中起什么作用

以下文章，供你参考辩护律师的作用，常见的几个错误认识在刑事案件中，辩护律师的作用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根据事实和法律找到有利的理由，说服办案机关作出对当事人有利的决定；2监督办案部门依法办案，为当事人争取公平公正，避免冤假错案；3传递亲情。但是，不见得每个委托人对以上作用都能正确认识，甚至存在以下常见错误认识。错误认识一：辩护律师是万能的律师，可以将死的辩成生的。这是不少人对辩护律师的看法。诚然，辩护律师通过扎实的工作，一旦找到有力的有利理由，确实可以让死刑案件的当事人免于死刑甚至无罪释放，但是，达到这样效果的前提案件确实存在这样的理由。罔顾案情，对辩护律师有超出法律范围的期待，是不现实的，李天一等五人强奸案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错误认识二：辩护律师没什么用辩护律师没什么用，现在对辩护律师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少，但还是有。持这种观点人，一般是不相信法律，或者迷信关系，或者不相信律师。这类人，不了解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工作，对近年刑事司法现状不了解，也无视很多通过辩护律师的努力取得很好辩护效果的案例，辩护律师遇到这种当事人，最明智的做法谨慎接受委托。错误认识三：以结果论英雄以结果判断辩护律师的作用，持这种观点人很多。在这些人眼里，辩护律师如果能达到他们的预期结果（通常是无罪释放、取保候审或者缓刑），就是有用的，否则就是无用，甚至在侦查阶段无法取保候审或者无罪释放，就立即下结论：辩护律师没什么用。案件结果，确实是衡量辩护律师作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首先，通过辩护律师的努力，如果案件结果是公平公正、符合法律的，就达到了辩护的目的，而不是以委托人罔顾案情的主观愿望为标准；其次，辩护律师通过参与诉讼程序，监督公检法的工作、保障当事人的各项诉讼权利，这本身就是辩护律师作用的体现之一。错误认识四：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人生病，通过一个治疗过程才能完全康复，只是病情不同，过程不同而已。辩护律师作用的体现，也需要一个过程，只是有的案件很快就能获得很好的效果，有些则要持续一些时间。委托人希望尽快能达到预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恨不得辩护律师一介入程序，就立即让当事人获得释放，这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刑事诉讼，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辩护律师在每个阶段能发挥的作用不同，一些案件可能很快就能实现预期效果，比如侦查阶段无罪释放，但是不是每个案件都能这样，大部分案件必须走程序，在后续阶段解决问题。错误认识五：罔顾律师工作的阶段性刑事诉讼程序的一个特点就是阶段性（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执行阶段），在不同的阶段，辩护律师可以做的工作不同，工作的侧重点不同，比如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侧重点是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主要是程序工作，比如会见、取保候审。侦查阶段，辩护律师并没有阅卷权，只有等到侦查机关侦查完毕，案件到了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才有权阅卷。但是有些人以为，辩护律师侦查阶段就有权阅卷，并且提出要求律师阅卷等诸多要求，甚至要求辩护律师开展全面辩护，这是不切实际的。理由很简单，辩护律师的“辩”是针对公权力的“控”，侦查阶段，侦查机关的侦查工作尚未结束，证据尚未收集完毕，甚至指控也还没明确，辩护律师又如何能开展全面辩护。涉嫌犯罪，最明智的选择是获取合适的辩护律师的法律帮助，但要获得有效的法律帮助，首先要正确认识辩护律师的作用，只有正确认识其作用，避免错误认识，才有可能获取有效的法律帮助。

5，刑事案件律师面对的有哪些风险要注意哪些问题

　　律师代理刑事案件风险很大，轻则能将办案律师推向违反职业道德或执业纪律的风口浪尖，遭到当事人的投诉，受到律师协会惩戒，遭遇执业过错赔偿等；重则能使一个优秀的刑事律师被吊销执业证，结束律师生涯，甚至能让一个成名的大律师沦为阶下囚，饱受牢狱之灾。所以，刑事律师若想避免使自己陷入不堪的境地，必须知道代理刑事案件存在哪些风险并注意防范。　　一、律师在递交手续时的风险　　法律规定，一般情况下，律师凭三证可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那么，是否意味着律师可以不用向办案机关递交手续，直接凭三证到看守所会见？实践中，根据新刑诉法规定，律师接受委托后，应当及时告知办案机关。因此，律师在接受委托后，应当先将委托人签署的委托书、律师事务所公函及律师证复印件，递交办案机关，之后再安排会见事宜。根据法律规定，律师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案情，了解嫌疑人关押的地点，如果不到办案机关递交手续，就无法了解这些情况。律师只要履行了递交手续义务，办案机关及看守所就应当安排律师到看守所会见。这其中存在的风险是，看守所可能会以律师没有将委托情况告知办案机关为由，拒绝律师会见。　　二、律师会见时，存在被监听的风险　　法律规定，律师会见不被监听。但这并不意味着律师可以与犯罪嫌疑人无话不谈，而这些谈话是否可能引发不利于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后果?所以，律师在会见时仍要有被监听的意识。虽然法律规定“律师会见不被监听”，但实际上否有监听或监控，律师是无法把握的。因此，律师有义务在会见时把该情况如实地告知被会见人。律师提供咨询意见，要自觉地接受法律和职业道德的约束，同时也要告知当事人要谨慎地提出咨询问题。这其中存在的风险是律师与犯罪嫌疑人无话不谈所产生的弊端，当事人可能怀疑律师不遵守保密和忠诚的职业道德，从而遭到当事人的投诉。　　三、律师向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时存在风险　　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是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问题都可以回答，什么要求都可以答应的。实务中，在侦查阶段律师向犯罪嫌疑人提供咨询过程中，律师只能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讲清所涉罪名的实体、程序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让其根据法律的规定，如实陈述案件事实，而不可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何陈述。如果律师教唆作虚假供述，律师将被投诉、处罚。　　四、律师在会见时解答方面存在风险　　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明确的问题，比如“我可不可以这样讲”、“这个我要不要讲”、“我要不要交代”时，律师一般以这样的句式来回答较妥：“你这个问题是涉及主观方面的问题，关于主观方面，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你这个问题涉及到犯罪对象是否适格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你这个问题，涉及到犯罪事实认定的原则，即排除合理怀疑原则的问题，关于这个原则，法律规定和实践掌握是这样的……”。也就是律师回答犯罪嫌疑人问题，要用法律条文及法律条文的解释、法律原则及法律原则的解释、基本法理、实践规则等。而不引导、不唆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虚假辩解。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按律师明确的回答去做而又造成不利影响，其会投诉律师;律师教唆、引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怎么辩解，也会遭到处罚。　　五、律师在调查取证时存在有风险　　著名刑辩律师王思鲁说：“《刑法》第三百零六条像是悬在律师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无疑是刑辩律师执业风险的来源之一，也是许多律师对刑事辩护保持慎戒的罪愧祸首”。在侦查阶段，律师作为辩护人，是否可以进行调查取证?是否有权将犯罪嫌疑人所提供的作案工具提取而拒不提供?实务中，在侦查阶段，辩护律师除“犯罪嫌疑人不在现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系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三类情形”外，不得调查其他证据。如果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也可以全面展开调查的话，那就与国家机关的侦查权存在冲突。律师取到定罪或罪重的证据，不交出来是隐匿证据，很可能涉嫌《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的帮助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罪，严重的将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将对犯罪嫌疑人不利的证据提供出来，那就是违反《律师法》中“律师的责任是提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和从轻、免除刑罚的材料和意见”的规定，是违反职业道德，也要遭受行业处罚。　　六、传递家信中存在的风险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近亲属的话，哪些可以传递给，哪些不能传递?律师是否可以带“家书”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看?是不是与案情无关的都可以传递?是不是什么材料都可以让其签?实务中，律师不得秘密夹带家属的信件、物品进入看守所，不得传递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要带给对方的“暗语”，不得让犯罪嫌疑人签署与其定罪量刑有关的委托书、授权书等法律文件。　　刑诉法扩大了律师会见权，同时对律师的约束也加强了，对律师进出看守所的各种监控和检查会更加严格。有些看守所规定律师不得向犯罪嫌疑人传递信件和物品，如果违反了，可能导致其向司法行政部门发出处罚建议书。　　有些话有可能是有特殊含义的暗语，律师也要注意，不得传递，否则有串供之嫌。有些法律文件，涉及犯罪嫌疑人可能转移财产，转移赃款赃物，隐匿、毁灭证据，则不能签，否则可能涉嫌帮助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七、律师在接待家属时存在的风险　　作为委托人的家属，有权向受委托的律师了解工作情况。律师是将所有了解到的案情都告诉家属呢，还是一点都不向家属透露?不可以将案件细节透露给委托人，更不可以透露给委托人以外的其他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规定，国家侦查犯罪的活动属国家秘密。律师如果将国家侦查犯罪的活动泄露，可能被认定为泄露国家秘密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而遭受处罚。同时，律师如果将案件细节告知委托人，可能会造成委托人因救人心切而去实施串供，伪造、毁灭、隐匿证据等违法犯罪行为，从而对诉讼造成妨害。一旦发生结果，律师难逃其责。　　八、律师在案卷使用方面存在的风险　　当案件在审查起诉后，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制全部案卷材料，对这些材料，是否有使用规则?可否复制一套给委托人?可否全部给犯罪嫌疑人审阅?可否上网披露或以其他方式公开?律师可以通过复印、拍照方式复制案卷。原则上应当全卷复制。案卷材料在庭审公开前，不能通过上网等方式公开披露，不能复制给委托人;在庭审公开后，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部分，仍需保密，不得给当事人，不能上网披露。在公开审判前，案卷应属国家秘密，复印给委托人，属泄密行为。在庭审公开后，方可公开。如系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庭审后仍不允许公开。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内容和情节，在解密前，不得公开。否则，轻则受到处罚，重则被追究刑事责任。　　九、律师在核实证据方面存在风险　　如何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证据?是否可以全部展示供其审阅?在实务中律师在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证据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书证、物证、鉴定意见可以直接展示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其核对。对同案犯供述、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应就其中有异议的情节，通过口头方式进行核实。　　对于同案犯供述与辩解、证人证言等言词类证据，如果直接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审阅，可能使其产生不实辩解，一旦翻供，律师将有面临诱导之嫌疑。　　十、律师出庭辩护存在的风险　　在庭审过程中，律师与法官意见很多时候会出现相互左的情况，律师在庭审过程中，应当规范辩护行为，听从法官指挥，以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在与法官意见不一的情况下，应当在表明意见后服从审判长指挥，不当场与审判长对抗。遇到审判程序违法情况，在庭后以书面形式提出。如果不听从法官指挥，可能会被视为扰乱法庭秩序，导致被驱逐出法庭、罚款、司法拘留、建议进行行政处罚等结果。　　总之，刑辩律师，最讲究专业水准、论辩技巧以及个人胆略，是难度以及风险最大，付出劳动最多的律师业务，是律师综合素质得以全面展示的一种重要方式。

6，黄金37天侦查阶段刑事律师在做哪些事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拘留的最长期限是37天，嫌疑人面临逮捕的局面，在这黄金37天，侦查阶段的刑事律师可以做些什么？一、侦查阶段刑事律师介入案件（一）律师介入时间犯罪嫌疑人受到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刑事诉讼法》第33条）。（二）委托手续1.被告人在押时手续（1）向犯罪嫌疑人家属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及其所知的情况（公安局向家属发出的《拘留通知书》）；（2）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签署《刑事委托合同》（附《签署诉讼、仲裁委托合同告知书》一式三份，一份交委托人，一份由律师事务所存档，一份由案件承办律师存档；（3）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签署《授权委托书》一式数份，复印证明亲属关系的证件；（4）制作律师工作确认清单；（5）置备案件袋（写明案由：当事人姓名及涉嫌罪名，之后补充案号）。2.被告人没有被羁押时手续基本同上，《刑事委托合同》《授权委托书》由犯罪嫌疑人签署。3.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时手续《指定辩护函》。二、侦查阶段刑事律师的准备工作（一）与办案机关取得联系联系办理案件的公安预审部门或者检察院侦查部门，向侦查机关办案人员沟通的内容：1.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2.确定递交手续及会见的时间；（二）提前研究罪名和了解案情1.学习研究罪名的犯罪构成及辩点；2.知识型或技术型犯罪需了解专业知识、术语、行业背景；3.向其家属或其他知情人了解抓获经过、案情；4.根据媒体报道了解案情及背景。三、刑事律师工作之会见（一）会见前备忘1.电话跟看守所预约会见的时间；（注：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会见前应获侦查机关批准，其他案件无需经过批准；大部分案件会在提出要求后48小时内安排会见，部分案件是5日内安排）2.地图查找看守所方位，制定出行计划；3.需提前准备好的资料；（1）授权委托书；（2）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介绍信（需写明律师执业证号、联系方式）；（3）律师执业证、实习律师证（如实习律师一同会见）及其复印件（有些地方要求律师提交律师执业证复印件；有些地方实习律师会见是需要侦查机关或者看守所同意的）；（4）身份证（差旅及其他需要）；（5）笔、纸、印油等办公用品若干；（6）交流提纲；（7）侦查机关出具的《批准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决定书》《准予翻译人员参与会见的同意函》（如有）。（二）会见流程（以第一次会见为例）1.会见手续（递交介绍信、授权委托书、律师执业证复印件，出示律师执业证，登记在押犯罪嫌疑人及律师信息）；2.律师第一次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时，应向犯罪嫌疑人表明身份，出示委托书；告知犯罪嫌疑人受何亲属委托为其提供法律帮助；询问其是否同意聘请本律师；若同意，应在委托书上签名确认；表示不同意的，应要求其书面表明意见；3.按照交流提纲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案情，制作律师会见笔录；4.完成会见笔录后交犯罪嫌疑人阅读或向其宣读，问是否有补充或修改，确认无误后由犯罪嫌疑人签名、按捺指纹；5.会见完毕与羁押场所办理犯罪嫌疑人交接手续。（三）会见交流提纲1.律师自我介绍；2.转达亲属问候关心；3.与家属签署《授权委托书》的说明，征询犯罪嫌疑人对所聘请律师的意见；4.了解犯罪嫌疑人的出生年月、职务身份、是否受过刑事处分、被刑事处分的罪名及刑期、怀孕与否、患病与否；5.感知其精神状况；6.了解抓获经过、到案经过；7.听取犯罪嫌疑人关于案件事实和情节的陈述，以及关于其无罪或罪轻的辩解（需对细节进行追问）；8.让犯罪嫌疑人回忆侦查人员的每一个提问及其回答；9.告知可能涉嫌的罪名以及可能承担的刑事责任，解释刑法的有关规定；10.听取犯罪嫌疑人关于案件事实和情节的陈述，以及关于其无罪或罪轻的辩解（需对细节进行追问）；11.了解犯罪嫌疑人自首、立功情况；12.告知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义务、解释说明刑事诉讼法律的有关规定（包括回避、如实供述、变更强制措施、申诉、控告等）；13.了解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法律手续，包括时间、种类、是否宣读或送达相关法律文书；14.了解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过程中其人身权利是否受到侵犯，侦查人员和监管人员是否存在逼供、诱供；15.告知侦查、审查起诉、审判等流程和每阶段预计的时间；16.提醒核实讯问笔录、鉴定意见等文书内容后方能签名。（四）会见目标1.第一次会见的目标：建立信任、心理辅导、告知权利义务、了解供述情况、侦查和羁押的合规性；2.之后会见的目标：了解案情；了解供述情况；判断是否有追加、变更罪名的可能性；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申诉或控告；（五）会见注意事项1.面对监管人员或侦查人员无理阻挠，应运用法律法规维护自身权益，也可以随身带上法律法规，在必要时以法条进行辩论；2.切忌在犯罪嫌疑人面前与办案人员、监管人员发生争执；3.面对犯罪嫌疑人的谎言，不必指责，但应告知他其他证据证明的事实，以及告知他其供述将在庭上质证、核实；4.对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的违规要求，应以法律法规说明后果以及对本案的影响；5.遵守律师会见的法律法规；6.会见时与当事人谈话需根据其文化程度、阅历等综合因素，用最直白最清晰的语言交流。四、刑事律师工作之请求撤销案件（一）适用情形根据对案件的了解，刑事律师可从专业角度向立案的公安机关提交请求作出撤销案件决定的法律意见书。适用情形包括：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犯罪嫌疑人有不在场证明、并未参与本案；等等。（二）法律意见书内容1.犯罪嫌疑人涉嫌罪名、羁押情况；2.委托情况；3.案件基本事实；4.法律分析；5.请求公安机关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6.证明法律意见书相关内容的证据。五、刑事律师工作之请求不予批捕（一）适用情形根据对案件的了解，在侦查机关提请逮捕后检察院批捕前，刑事律师可从专业角度争取在办案人员形成意见之前，向检察机关提交请求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法律意见书，使检察院了解案件可能存在的问题，审慎考虑，避免错捕之后所可能承担的国家赔偿责任。（二）法律意见书内容1.犯罪嫌疑人涉嫌罪名、羁押情况；2.委托情况；3.案件基本事实；4.法律分析；5.请求公安机关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6.证明法律意见书相关内容的证据。六、刑事律师工作之变更强制措施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强制措施有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五种，司法实践中较为常用的是拘留、逮捕和取保候审，拘传和监视居住较少采用。下文主要探讨申请取保候审的工作流程。（一）申请时间自犯罪嫌疑人被拘留时起即可申请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二）申请条件1.取保候审：（1）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2）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3）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4）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取保候审的。2.监视居住：（1）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2）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3）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4）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5）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注：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犯罪嫌疑人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的，可以监视居住。（三）常见取保候审适用的情形1.犯罪数额不大、已退赃的职务犯罪案件；2.危害结果不大的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案件；3.经济赔偿等达成谅解的交通肇事案件；4.危害结果不大的未成年人案件；5.经济赔偿等达成谅解的故意伤害（轻伤）案、故意毁坏财物案件；（四）与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讲解取保候审讲解内容：1.取保候审的使用条件（《刑事诉讼法》第65条）；2.保证方式及条件、保证金退还（《刑事诉讼法》第66、67、71条）；3.保证人、被取保候审人的义务、法律责任（《刑事诉讼法》第68、69条）；4.申请取保候审在司法实践中的难度；5.不承诺结果。（五）申请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申请书基本内容：1.申请人；2.犯罪嫌疑人涉嫌罪名、羁押情况；3.申请事项：请求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4.事实与理由；5.证明申请书相关内容的证据；6.保证方式。（六）申请过程中的救济1.侦查机关驳回的情形对于申请侦查机关需要在3日内作出同意或者不同意的答复。对于不同意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律师有权要求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并可以申请复议或向有关部门反映。2.没收保证金、保证人罚款的情形保证人、被取保候审人在收到《对保证人罚款决定书》《没收保证金决定书》后的5日以内，向执行机关的上一级主管机关申请复核一次。上一级主管机关收到复核申请之后，应该在7日内作出复核决定。（七）申请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1.期限届满。《刑事诉讼法》规定取保候审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监视居住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2.发现犯罪嫌疑人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七、刑事律师工作之代理申诉或控告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代理申诉、控告（《刑事诉讼法》第36条）（一）代理申诉或控告的情形1.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和人身自由。如刑讯逼供、监管人员不作为致使犯罪嫌疑人被关押人员殴打；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不予以释放、解除或者变更的。2.侵犯犯罪嫌疑人的财产权利。如应当退还取保候审保证金不退还的；对与案件无关的财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不解除的；贪污、挪用、私分、调换、违反规定使用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的。3.侵犯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性权利。如辩护权；知情权（告知回避权、聘请律师权利、鉴定意见、采取强制措施的理由、侦查终结的结果、补充侦查后的结果）。（二）受理部门向直接受理案件的公安机关、检察院申诉或控告。对处理不服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对申诉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三）搜集侵犯犯罪嫌疑人权利的相关证据通过会见搜集；注意及时性；告知犯罪嫌疑人保存证据的方法。（四）申诉或控告书的内容1.被代理的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2.申诉或控告对象；3.违法的事实，包括时间地点等；4.初步的证据或者证据线索；5.法律依据；6.对处理的要求。

7，结合刑事案件谈谈律师在审理过程中如何进行辩护

　　一、要善于准确归纳并找出辩护的法定理由。　　律师凭什么为被告辩护?我国《律师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律师担任刑事案件辩护人的，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也作了内容相同的规定，只不过是该规定不仅对律师适用，对非律师的其他辩护人也同样适用。　　对于律师辩护的法定理由，我归纳出以下四类。　　1、无罪或不负刑事责任辩护的法定理由。在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可作“无罪辩护”或不负刑事责任辩护的情形大致有三种：一是刑法不认为犯罪的，如《刑法》第三条法无明文不为罪，《刑法》第十三条“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为罪，《刑法》第十六条“不可抗力”或“不能预见”原因造成的危害行为不为罪；《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证据不足”的无罪推定；二是刑法规定不负刑事责任的，如《刑法》第十六条年龄方面未满十四周岁的人犯罪的不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　　周岁的除犯故意杀人、故意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贩毒、放火、爆炸、投毒等八项罪名以外的不负刑事责任，《刑法》第十八条精神方面完全性精神病人犯罪或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不正常时犯罪的不负刑事责任，《刑法》第二十条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刑法》第二十一条紧急避险不负刑事责任；三是刑法不予追究的，如《刑法》第八十七条规定已过追诉时效的不再追究，《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四)项规定自诉案件受害人不起诉或撤回起诉的，不予追究。　　2、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辩护的法定理由。在犯罪主体刑事责任能力方面的有：年龄方面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岁的，精神方面间歇性精神病人，生理方面又聋又哑的人、盲人等；在主观方面恶性程度较小的有：防卫过当、紧急避险过当、预备犯、未遂犯、中止犯等；在犯罪作用方面较小的有：从犯、胁从犯；在犯罪后将功折罪的表现有：自首、立功等。此外，还有一些特殊规定，例如，《刑法》第十条规定在国外受过刑罚的可以免除或减轻处罚；《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除处罚；《刑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的人或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等。　　3、罪轻辩护的法定理由。通过此罪与彼罪之辩改变定性，将重罪辩成轻罪，最终提出罪轻辩护观点。主要有：一是主观上的重罪变轻罪，如将故意杀人罪辩成过失杀人罪：二是单一主体上的重罪变轻罪，如公职人员的贪污罪辩成非公职人员的职务侵占罪；三是单一主体变成双重主体，例如将自然人犯罪辩成单位犯罪，我国对单位犯罪的处罚是对单位适用财产刑，对自然人则刑减一等，特别是没有死刑；四是时间差上的罪轻，《刑法》第十二条规定，以修订后的《刑法》实施日1997年10月1日为界，在此前所犯罪行，按从旧兼从轻原则处理；五是多人犯罪中的罪轻，如前所述共同犯罪或犯罪集团中的从犯、胁从犯；六是多罪中的罪轻，根据数罪并罚原理，将数罪辩成一罪，以达到罪轻而从轻、减轻处罚的目的。　　4、注重抗辩从重处罚的理由。我国《刑法》明文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情形有：《刑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教唆犯，《刑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规定的累犯。实践中公诉人要求酌定从重处罚的还有：(1)犯罪集团中的首要分子相对于主犯，(2)教唆犯相对于被教唆犯，(3)惯犯相对于偶犯，(4)受过刑事处罚的人重新犯罪(又不构成累犯)相对于初犯，(5)拒不如实坦白供述罪行的，(6)拒不退赃或拒不交代赃款去向的。　　二、不要忽视对被告有利的酌定情节。　　相对于法定情节而言，酌定情节指的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但依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可以酌情考虑对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　　随着公诉人队伍素质的普遍提高，起诉书和公诉词的水平越来越高，有人甚至赞扬它是向罪犯宣战的檄文。对一些可以或应当从轻、减轻被告处罚的法定情节，如年龄未满十八周岁、从犯、立功等，起诉书和公诉词一般都能客观认定，公诉人还利用法庭辩论阶段先于律师发言的机会率先向法院提出，大有不让律师独做“好人”的趋势。很多律师越来越感到有利于被告的法定情节都让公诉人先说了，除了在法庭上向公诉人“致谢”外，没有留下什么可让律师说的了。我则不以为然，我认为遇到上述情况时，可以在简单表达认同公诉人(但千万不可讲向公诉人“致谢”的话)发表的有利于被告的法定情节的基础上，腾出更多辩护时间和篇幅多说有利于被告的酌定情节。下面，我简单罗列一下辩护中常作辩题的酌定情节，并借助法院已公开的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判决的先例，加以说明。　　1、性质上的酌定情节。从法理上讲，相对于直接故意的间接故意，相对于积极作为的消极不作为，都是司法实践中经常考虑的从轻处罚酌定情节。例如，司法实践中同是受贿罪，对被动收贿者的处罚往往轻于主动索贿者，间接故意杀人的处罚也轻于直接故意杀人。　　2、主观恶性程度的酌定情节。民事纠纷引出的刑事犯罪相对于偶发的刑事犯罪，突发性犯罪相对于预谋性犯罪，出于义愤的犯罪相对于无缘无故的犯罪，处罚都轻重有别。　　3、犯罪后因交代罪行或退赃而形成的酌定情节。例如，湛江走私受贿案中市委书记陈同庆受贿110万元，茂名海关关长杨洪中受贿180万元，依法应当判处死刑，但法院考虑他们积极退赃，两人都被判了死缓，让陈同庆和杨洪中“捡回一条命”。又如，陈同庆之子陈励生犯走私普通货物罪，数额特别巨本该判处死刑，但法院以其“案发后投案自首并坦白交代罪行”为由，轻判其死缓，留其一命。　　4、犯罪次数上的酌定情节。相对于惯犯的偶犯，相对于累犯的初犯，都是从轻处罚的酌定情节。　　5、实得利益方面的酌定情节。湛江走私案中，副市长杨衢青犯走私普通货物罪，本该判死刑，法院考虑其“并非走私货主”，乃轻判其死缓。　　6、量刑平衡方面的酌定情节。我国黾未实施判例法，但法院往往都要考虑上级法院和本院对同类案件的量刑，还要考虑同案各被告如何拉开档次的问题。例如，湛江走私案，省市两级法院的判决书认定林春华、姜连生、张瑞泉均是主犯，但同时又认定姜连生的犯罪作用较林春华为次，张瑞泉的犯罪作用又比姜连生稍次，结果判处林春华死刑、姜连生死缓、张瑞泉无期徒刑。我们评价法院的判决实际上将主犯分成“严重的主犯”、“一般的主犯”、“次要的主犯”等三种情形，量刑拉开了档次。其他案件对从犯按排名顺序拉开量刑档次，也不在少数，实际上是将从犯分成了“严重的从犯”“一般的从犯”“次要的从犯”等多种情形。这也是刑事案件中，为何常出现主犯之间量刑不同、从犯之间量刑也不同的原因。　　7、可免牢狱之苦的酌定情节。只要被告不会继续发生危害社会的行为，对于量刑时可判拘役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辩护律师可建议法院判缓刑；对于《刑法》分则条款有管制刑的，辩护律师可建议法院判管制刑。　　除上所述外，我国《刑法》第六十三条还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这一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虽不常用，但辩护律师仍不可忽视。　　三、要敢辩、善辩和明辩。　　敢辩与善辩、明辩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敢辩而不善辩，就会造成辩护可听不可取；善辩而不敢辩，人们听来会感觉辩护观点圆滑有余，份量不足；善辩而不明辩，其辩护结果则让人不知所言何意，所指何物。若把敢辩、善辩、明辩结合在一起，则会让人感知你的辩护既有独立见解，又言词得体，更是目标明确。据我所知，当事人对辩护律师最有意见的是不敢辩，最抱怨的是不明辩，最挑剔的则是不善辩。　　先谈敢辩。所谓敢辩，就是敢于讲出或写出辩护律师与众不同并与控方分歧很大的独立见解。把死罪辩成无罪，把重罪辩成轻罪，把同行公认为没有办法辩的案件辩得头头是道，这都是敢辩的表现。记得1998年11月，我担任罗荣的辩护人出庭辩护，广州日报和羊城晚报均载文说罗荣是“贪污大鳄”——广州市最大的贪污犯。起诉书指控罗荣利用其担任鸿联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之便，将鸿联公司2000多万元财产无偿移交给其任董事长的国奥公司，而国奥公司是三人开办、罗荣独占全部股权的私人公司，罗荣的行为构成了贪污罪。我作为辩护人则在法庭上举出26份书证说明，罗荣任董事长的国奥公司由省府一办设立、资产和利润属于省府一办所有，进而指出罗荣将鸿联公司2000多万元财产移交给国奥公司，属企业法人之间的财产转移，即便有何不妥，也不等于是罗荣私吞了，罗荣不构成贪污罪。截止1999年12月，该案尚未作出一审判决。　　再谈谈善辩问题。常看到审判长在法庭上这样打断或制止律师的发言：“请辩护人注意不要重复”或“请辩护人注意表达方式”等等，个别的出现过法官、公诉人、辩护律师在法庭上为辩论是否恰当而发生争执的现象。　　有人问我，参与张子强团伙案辩护最难的是什么?我回答：是讲司法管辖权问题。一方面，众所周知，张子强团伙案尚未开庭公审，香港传媒就对“司法管辖权”问题进行炒作，有的被告在香港亦聘请了一流的律师，被告的亲属也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如果对“司法管辖权”问题一声不吭，就无法向被告及其亲属乃至旁听的人有个交代；另一方面，该案是通天大案，中央和省市领导都关注，如果将“司法管辖权”说多了或说的方式不当，上级有关部门无法接受，在法庭上直言内地法院无管辖权还可能薄了审判人员的面子，造成审辩对立于辩不利。这就有个如何把握分寸讲“司法管辖权”的问题。我当时就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是就司法管辖权问题先后给市检察院、市中级人民法院送了一份5000字的分析报告，建议将案件移送香港处理；二是在法庭辩论中，用少量篇幅简明扼要地指出该案“犯罪后果地”在香港，该团伙中叶继欢等人在香港仅判轻刑，建议法院从内地与香港定罪量刑轻重有别的角度考虑，要么将全部案犯移交香港处理，要么则将全部案犯移交广州法院审判。这样一来，台下的人认为我大胆地讲了很多律师不敢讲的司法管辖权问题，被告及其亲属对律师的态度由将信将疑转变为完全信任；台上的人又认为我讲的在理，上级领导、审判人员、公诉人都评价我作的辩护最好。　　最后讲明辩问题。有的辩护人说了半天，台上的人不知所言，台下的人听着昏昏欲睡，而有的辩护人发言，全场静气，人人注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差呢?这就看辩护人是否抓住了要害，是否提出了明确的辩护意见。例如，某共同犯罪案中，起诉书认定某被告是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该被告的辩护律师念了《刑法》第二十七条有关从犯如何处罚的规定，他长篇大论说被告罪行轻得很，从轻处罚是不够的，但直到发言完毕，还未讲明既然对他的被告从轻处罚不够，应如何处罚。其实，《刑法》对从犯的处罚方式有三种，一是从轻，二是减轻，三是免除处罚，既然从轻处罚不够，而该案被告免除处罚又不可能，辩护律师就应直截了当地提出“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不宜东拉西扯，搞得法官和听众不知所言何物。　　《刑法》上有的条文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或三者兼而有之，或三者仅有其一二，但立法表述在顺序上有讲究的，我们就应考虑相应的辩护意见。例如《刑法》第十条规定在中国领域外犯罪的，“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罪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这里“免除处罚”摆在“减轻处罚”之前，律师为此类被告辩护，就可提出请求法院优先考虑“免除处罚。”　　《刑法》上有的条文在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方面，用的是“可以”或“应当”，律师对于是“应当”而非“可以”的，就应当明确指出，以期判决对被告有利。　　四、切忌歪辩、乱辩和错辩。　　所谓歪辩，就是歪曲事实、曲解法律、颠倒是非的辩护。举个例子讲，在某特大走私案中，公诉人指控被告的走私行为冲击了国内市场，给国内同类企业造成了巨大损害。而某辩护律师居然说，封闭国内市场不利于我国企业开展国际竞争，被告的走私行为让老百姓受到价格优惠，以较少的钱购更多的物，因此这种走私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有益无害的，甚至走在了开放市场的前头……辩护律师这种“走私有功论”的辩解，显然就是一种歪辩。如此歪辩，不仅公诉人、法官无法接受，连被告及其亲属也认为是徒劳的无聊辩护。　　那么，什么又是乱辩呢?简言之，前后矛盾，自己打自己嘴巴的辩护就是乱辩。乱辩常见的情形有：前面才说他的被告不构成犯罪，后面又说他的被告是从犯，其错误表现在忽视了从犯的前提是构成犯罪；刚说全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跟着又说对他的被告定罪证据如何不充分，事实如何不清楚，甚至定性如何不准确，这种错误表现在无视他的被告所作所为是全案的组成部分。　　至于错辩，简言之是指错误的辩护。这类辩护本意也许是好的，但方式不对，结果则恰得其反。例如，在某特大绑架犯罪案辩护过程中，有几位辩护律师为了使其被告受到较轻处罚，本想说他的被告是如何的罪轻，可能是没有找到恰到好处的表达方式，结果他说相对本案的犯罪集团中的首犯XX，他的被告所作甚少，所得甚少。结果马上被主犯的辩护律定，因为起诉书认定该案是一般共同犯罪，没有认定是集团犯罪，也没有认定谁是首要分子，该律师将一般共同犯罪说成是严重的集团犯罪，将“主犯”说成是“首犯”，可能加重全案被告的处罚，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辩护人职责。　　五、律师辩护应尊重委托人或被告意见。　　违背被告意志辩护常见的情况有：被告要求作无罪辩护，而辩护人坚持作有罪但罪轻的辩护；被告要求作改变定性之辩，而辩护人坚持按起诉之罪作罪轻之辩。　　在某些律师看来，律师的辩护地位是独立的，可以不受被告或委托人意志约束。我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因为律师的辩护权产生于被告或被告近亲属之委托(最终得到被告确认)，而《律师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委托人可以拒绝律师为其继续辩护，也可以另行委托律师担任辩护”，但“律师接受委托后，无正当理由的，不得拒绝辩护”；《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在审判过程中，被告可以拒绝辩护人继续为他辩护，也可以另行委托辩护人辩护”。这就表明，律师要拒绝为被告辩护必须要有“正当理由”，而委托人或被告拒绝律师辩护并不需要“正当理由”，委托人或被告有权以律师辩护不符合本人意志为由拒绝律师辩护。当委托人或被告拒绝律师辩护时，律师的辩护权即告终止，所以律师的辩护地位并非独立。　　以我体会，律师为被告辩护，应先征询被告意见，或将律师的辩护思路与被告沟通商量，达成共识；律师在开庭前，应拟出辩护词初稿征求被告及委托人的意见，在法庭调查质证后对辩护词作重大改变的，应再次交被告确认后方可呈送法院。　　至于偶尔遇到被告与律师辩护意见不一的问题，我认为只要充分与被告沟通，绝大多数被告都会接受律师的辩护意见，或经反复沟通形成共识。若律师与被告对辩护意见有原则分歧，虽经沟通无法形成共识，则可建议被告另行委托辩护人，切不可在法庭上强行发表被告不能接受的辩护意见，否则被告在法庭上向审判长表明不同意乃至坚决反对律师辩护意见，甚至当庭拒绝律师辩护，对律师执业声誉也是有害无益的。